位于古城南京的一处平凡居民小区中，住着中共初创时期杰出领导人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及其妻子廖慰训。他们过着与常人无异的生活，并未因特殊身份而炫耀。尽管张闻天享誉一时，他们始终铭记着父亲临终前的教诲，力求做一个平凡的人，避免任何特殊待遇。

张虹生毅然踏上了农场，立志成为“新一代农民”；他深入农村，助力“整社”工作，大胆“自作主张”，宣布解散了食堂；因被视为“坏学生”，他遭到了“勒令退学”的处分。

1957年，年满十八岁的张虹生完成了高中学业。在党的号召下，知识青年被鼓励投身农村建设，张虹生在父亲张闻天与母亲刘英的鼓励与支持下，毅然报名加入了北京郊区的青年农场，立志成为新时代的农民。他体格强健，精神焕发，迅速掌握了水稻种植的技艺，很快在农场崭露头角，成为生产上的佼佼者。

张虹生对未来满怀憧憬，但他坚信，绝不能依赖父母的成就，而是要凭借个人的奋斗，成为对祖国有所贡献的人才。尽管农场的劳作既紧张又繁重，他依旧没有松懈对学业的追求。1959年夏季，他以卓越的成绩成功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原计划仅就外事工作进行阐述。然而，秉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良知，他在发言中深入剖析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足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番坦诚的言辞，却换来了两顶令人畏惧的罪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

张虹生归家时，眼前的父亲依旧面色平和，仿佛未曾有过波澜。尽管对具体事由一无所知，张虹生坚信毛主席的判断无误，而父亲则有所偏差。然而，为何父亲会犯错呢？他不是一贯教导子女要紧随党的步伐吗？

1961年冬日，中央政府颁布了“农业政策七十条”。依照上级的部署，文科大学生们被派往农村参与“整社”工作。张虹生此行并未前往农场，而是深入到了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他被分配到了京郊东坝公社园林五队，这是一个以种植蔬菜为主的生产队。按理说，菜农的生活应当比粮农更为富裕，然而张虹生所见却是民不聊生。食堂的“大锅饭”难以维系，家家户户的口粮都告急，整个队里仅剩一头瘦弱的猪，而自留地则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剥夺。

张虹心头涌上一股酸楚，回想起父亲曾对农村中“虚报浮夸”的恶劣现象愤慨不已的言辞，他愈发坚信父亲的话语并无不妥，“共产风”已无法再肆虐下去。作为下派至农村的学生，他肩负起指导一个生产队的责任，却被告知只需宣讲而不必亲自实践。在园林五队，共有96户人家，张虹生逐一走访，倾听社员的真实心声。他们普遍渴望能够解散食堂，将口粮分配到每个家庭。面对这样的请求，当地无人敢擅自作主。血气方刚的张虹生毅然召集全村的群众召开大会，宣布解散食堂的决定。他的话音刚落，农民们纷纷高兴地拍红了手掌……

张虹生因“擅自作主”，遭到了提前召回学校的处分。紧接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指责接踵而至，其核心指控便是“右倾”，而追溯其根源，竟被指“与你父亲如出一辙”。最终，他被贴上了“坏学生”的标签，校方对其的处理决定则是“强制退学”。

张虹生离开学校后，在北京求职之路颇为艰难，主要障碍在于“政治表现”这一关卡。他向父母提议，鉴于自己生于新疆，不妨投身于新疆建设兵团。刘英得知此事后，立刻找到了王震将军，王震慨然应允，并将张虹生安排到了农一师。农一师正是当年南泥湾三五九旅的根基所在，王震对其颇为信任，认为那里至少不会存在政治歧视的问题。

1962年2月，张虹生毅然踏上征程，目的地是新疆阿拉尔塔里木河畔的农一师九团四连。

张虹带着“戴罪之身”踏入新疆的农垦，勇敢地迎接艰苦环境的考验；他以书籍为桥梁，以文字传递情感，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寻得了自己一生的伴侣。

张虹生，这位新疆的儿女，自幼便尝尽了生活的艰辛。追溯至1942年，自称“进步”的盛世才背叛初衷，投靠蒋介石，进而派遣军队追捕他邀请的中共人士。在党组织的掩护下，张虹生的母亲刘英紧急转移至苏联。陈潭秋、毛泽民等革命领导人在被捕后，英勇不屈，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三岁的张虹生未能及时转移，与瞿独伊、邵华等孩童一同被囚禁。幸运的是，他们的身份并未暴露。直至1946年国共和谈之际，党组织成功营救他们出狱。在这四年间，从三岁到七岁，张虹生在新疆度过了四年囚徒生涯，深刻体会到了失去自由的痛苦与辛酸。

张虹生在漫长的16年岁月之后，重返了新疆这片热土。阿拉尔，作为新疆境内最为荒凉的区域之一，他所隶属的九团四连更是农垦工作中的苦力所在。甫一抵达，他便投身于给条田灌溉的劳作之中。新疆垦区的条田面积达到600亩，从冬季末尾至春季来临，需浇灌三次水，而每次浇水，一人便需负责一整块条田。张虹生与众多农工无异，身裹皮袄，手提马灯，于冰封雪锁的荒野中巡护。田沟之上的冰层虽已凝固，但下面尚未冻结，不时会出现渗漏，他不得不跃入沟中，耗时数小时以堵住漏洞。穿着长筒胶鞋的双脚因寒冷而僵硬，全身犹如沉浸于冰窟之中，每一处关节缝隙都在散发出刺骨的寒意。

春意渐浓，张虹生被分配至连队负责养牛。每日清晨，他准时将十余头牛驱赶出门，直至夜幕降临方才返家。牛儿们偏爱田边地头的青草，他既要确保它们吃得饱足，又得防止它们损害庄稼。因此，他只得不辞辛劳，时刻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哪头牛越界“犯规”，他便手持木棍，毫不犹豫地奔过去制止。尽管跑来跑去使得他患上了静脉曲张，但他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毕竟，他背负着“戴罪之身”的重担。

张虹生，虽已大学毕业，却非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强度而难以忍受，实因匆忙离京，未携任何书籍以资消遣。机缘巧合之下，他得知团部政治处宣教股藏有图书，遂登门借阅。他逐一翻阅，从文学到政治经济，凡有所涉，皆借来细读。

宣教股由三位成员组成，其中最年轻的是未满18岁的廖慰训。尽管她外表清纯可爱，如同四川妹子般乖巧可人，但她的个性却显得格外坚韧不拔。

1961年，在成都四中高中就读的廖慰训，在报纸上阅读到关于新疆农垦的报道后，便与两位女同学联名给农一师党委寄去了一封信，表达她们坚决支边的决心。农一师党委随即回信，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面对家人的反对，三位来自省重点中学的女生毫不退缩，毅然决然地办理了迁户手续，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征程。

起初，廖慰训感到困惑：一个来自农垦连的民工，为何对阅读如此热衷？随后，她了解到张虹生是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于是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廖慰训在办公室里，张虹生一借得书籍便不愿离去，两人兴致勃勃地展开了天南地北的畅谈。他对这位来自四川的姑娘心生情愫。然而，廖慰训尚处于情窦初开的状态，对此全然懵懂。

此后三载，无论风雨交加，张虹生都历尽艰辛。连队安排他驾驭马车，他挥舞皮鞭，成为了一名尽职尽责的马车夫。在孤独与寂寞的时刻，他总会忆起那位川妹子那双深邃而明亮的眼睛、那真挚的笑容，以及她那束着小辫的俏丽身影……

1965年，廖慰训肩负出差使命抵达上海，此行之余，亦得以返乡成都。张虹生经过深思熟虑，决意以一片真挚的情感去触动这位四川姑娘。于是，他挥毫泼墨，一封信笺跃然纸上。在廖慰训即将启程之际，张虹生将这封信悄悄交到了她的手中。

张虹生在信中坦率的表白，实为别出心裁，其真挚的少女情怀深深触动了我。

廖慰训在探亲归来的时刻，与他们的关系便逐渐变得亲密无间。

随着“文革”的爆发，张闻天与刘英遭受了审讯与严酷的逼供之苦；张虹生则被置于“隔离审查”之中。在抄家过程中，他因取用了家中的半导体收音机，被扣上了“转移父亲财产”的莫须有罪名。

1966年，“五一六通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之风从北京刮向各地。关心时局的张虹生敏锐地感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严重性。离开北京几年了，他干活卖力，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读书学习也没丢，他相信会有出头之日。可是“文革”之声浪叫他震惊，他觉得希望渺茫了。在张虹生万念俱灰的时候，廖慰训的鼓励和帮助，是他的最大精神支柱。

“每天下班后都忙于照顾孩子，没时间阅读书籍报纸，你就给我带回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吧。”

北京的居所历经数次抄家，已不再往日模样。张虹生目睹父母年岁已高，身患多疾，却依旧默默忍受着批斗的折磨，不禁悲从中来，泪眼盈眶。饱经风霜的张闻天与刘英，关切地询问张虹生的个人生活，并叮嘱他要好好照顾妻子。听闻儿媳打算购买半导体，张闻天便将家中那台小型台式收音机赠予她，作为一份纪念。

本月，张闻天与刘英遭遇突然的“监护”，实则遭受了非人道的审讯与逼供。张虹生焦急万分，却束手无策。专案组负责人与张虹生进行谈话，态度强硬地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要求他明确划清界限，公开声明与张闻天断绝父子关系。面对这一要求，张虹生坚决回应：“父子之情岂能轻易割裂？即便历经万年，他始终是我的父亲！”

他搭乘火车返回新疆，途中在阿克苏换乘长途汽车时，遭遇了团部派遣的人员监视，理由是担心他因害怕罪行暴露而潜逃。抵达团部后，他又被实施了“隔离审查”。家中遭受搜查，所有价值超过五元人民币的物品均需登记造册，仅仅因为他在家中取用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便被指控为“转移父亲财产”。

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之下，面对造反派要求她划清界限的指令，廖慰训却坚定地回应道：“我所追求的半导体，若要批判，那就请直接针对我。”令造反派始料未及的是，批斗廖慰训的场面竟是冷清无声。廖慰训性情敦厚，年纪轻轻便投身兵团，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责的瑕疵，群众纷纷表示“毫无异议”。无奈之下，造反派只能将她停职，将她下放到园林队进行劳动。

待张虹生完成“隔离审查”并与廖慰训重逢之际，女儿冬燕已能叫出“爸爸”二字。廖慰训凝视着张虹生略显狼狈的形象，心疼地叹道：“你受苦了。”张虹生眼中，妻子那消瘦的面容上，刻满了生活的艰辛：“都是我拖累了你。”他们紧紧相拥，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因为彼此的信任与深厚的爱意，任何苦难都无法将他们击垮。

张闻天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与父亲张虹生在无锡的告别，竟化作永久的诀别；随着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张虹生心生愿望，愿回归平凡生活，摒弃一切特殊待遇。

1969年10月，张闻天与刘英长达524天的隔离拘禁得以解除。紧接着，他们收到了必须在三天内启程、被遣送至广东肇庆的命令，尽管如此，这依旧是一种变相的软禁。通知中还提到，张闻天的名字不得再被使用，需另取化名，对外严格保密，且仅能与直系亲属保持联系。性格豁达的张闻天便表示，既然自己已是凡人，那就索性自称“张普”吧。

1969年7月，张虹生迎来了他小女儿的诞生。为了纪念，他为她取名为“东君”，这个名字源自屈原《九歌》中的一篇，象征着太阳神。即便在遭受批斗的艰难时刻，他对党组织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将党比喻为太阳，寓意着对党的忠诚与向往。

廖慰训在孕期的辛劳与情绪波动，加之营养摄入不足，使得她的女儿自幼体弱多病，频传病危。即便如此，女儿一岁时仍未能学会坐立，这让夫妻俩担忧她或许会因此残疾。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将孩子送回内地接受治疗。为此，廖慰训向团部请假，最终争取到了两个月的假期。

1970年7月，廖慰训踏上了归乡的征程。怀中紧抱着不满周岁的幼女，手牵着三岁的大女儿，她历经艰辛，终于抵达了成都。此后，她带着幼女四处寻医问药。待女儿的病情趋于稳定，她将幼女托付给了母亲，随后便带着大女儿，前往广东肇庆，探望张闻天与刘英两位老人。

依旧身处监管之下的张闻天与刘英，几乎与外界隔绝。见到儿媳与孙女，二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喜不自胜。小冬燕的天真烂漫，为这对老人带来了无尽的欢笑。廖慰训深知他们喜爱孩子，遂作出决定，让孙女留在他俩身边，这份决定让身处逆境中的张闻天与刘英倍感欣慰。

1975年5月，鉴于广东地区的潮湿气候，张闻天夫妇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经中央的批准，他们决定迁往无锡居住。张虹生带着六岁的小女儿东君，匆匆赶往广东肇庆，陪伴两位老人一同前往无锡。自从与专案组发生冲突以来，张虹生已有七年未曾与父母团聚。他惊讶地发现，尽管视力仅有0.2，父亲却依然保持着每日的阅读与写作。在没有卡片的情况下，他选择将文字书写在旧台历的背面，或是裁剪成小片的学生练习本上。那些在“流放”期间积累的厚厚纸片，被他细心地分装进塑料袋中，妥善保存。

张闻天，气节凛然，对张虹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假期短暂，不得不与这位长者挥手作别。他未曾料想，这竟成为与父亲永别的最后一刻。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同志不幸因心脏病突发离世的消息传至新疆。张虹生闻讯后，急忙赶往无锡，手中紧握着父亲的骨灰盒，泪水止不住地流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四人帮”的冷酷无情令人发指，他们竟然禁止举行追悼会。刘英送来的花圈上只能写着“献给老张同志”，而骨灰盒上并未刻上张闻天的名字，依旧沿用“张普”的称呼。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11月，依据当时的政策安排，张虹生夫妇被调至南京晓庄林场工作。廖慰训负责会计职务，而张虹生则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1979年8月，张虹生与母亲刘英一同前往北京，出席了党中央为张闻天举办的追悼大会。在此次大会上，张闻天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实事求是地恢复。这位长期蒙受冤屈的领导人，在宽慰的遗像中带着微笑，依旧保持着生前那般安详与宁静。张虹生，其面容与父亲极为相似，此刻他突然感悟到，自己体内流淌着父亲的血液，是父亲面对困境时那不屈的品格，在无声中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成长……

同年，张虹生亦迎来了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他漫长岁月的农耕生活至此划上了圆满的句点，得以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紧接着，廖慰训亦转任大学行政岗位。自此，他们开始致力于搜集有关张闻天革命历程的丰富资料，逐渐深入探究父亲深邃的精神世界。

《张闻天传》的编撰团队曾有意将张虹生纳入工作团队，然而刘英对此表示了反对，她坚信，撰写父亲传记的职责不应由子女承担。鉴于刘英的坚持，组织部门出于对其的关照，计划将张虹生及其夫人调至北京。但刘英毅然将调动通知退回，她始终坚持自律，期望儿子能够不搞特殊化，继续在现有岗位勤勉工作。

张虹生夫妇深知老人的深情厚谊，现居于南京一座平凡的公寓楼中，与众人无异，过着宁静的生活，尽享天伦之乐。